导读：上世纪40年代，纪念馆所在的地方是一个不足200人的村子，名为“白石龙”，800多名中国当时最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奇迹般躲避了日军的搜捕，从沦为敌占区的香港逃离，在附近的茅寮里安营扎寨，然后跋涉千里，走进大后方。深圳市龙华新区的小巷深处，有一个不起眼的院落，门口的铁牌上标注着“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在这个院落里，并排着数间茅草搭成的小屋，说明牌上依次为“公木坑兵工厂遗址”、“草寮招待所遗址”、“后方医务所遗址”。草屋旁边，是一间200多平方米的钢铁结构的展馆，其中的陈列室中，并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物品——几沓纸张、一根扁担、两只水桶，墙上的几十张人物照泛着历史的灰黄色，凑近一看，都是在中学课本中被反复提及的“大家”——茅盾、邹韬奋、范长江、戈宝权……

　　身陷敌占区

　　1941年，香港。

　　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持续了四年多，但此时这座英国人治下的租界城市还未见硝烟。

　　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日本空军就在香港启德机场扔下了炸弹，当时机场停驻了三架鱼雷轰炸机和两架水陆两用机，这已经是英国在香港的全部空中军事力量了。在短短5分钟的轰炸后，它们尽数被炸毁。而当时驻防在南海的两艘英国军舰“威尔士王子”和“击退”号，也迅速被击沉。

　　夏衍与田汉、王莹等合影。

　　由夏衍、金山、司徒慧敏组成的“旅港剧人协会”的几位成员当时都住在启德机场附近，据司徒慧敏后来回忆，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轰炸机场的时候，他们都“弄得很狼狈”，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没有想到在最危急的时候该怎么办。”

　　日本陆军同时从新界的青山公路和城门炮台推进，只花了5天时间就占领了新界和九龙半岛，开始轰击香港市区。18日22时，日军从北角、太古等地登陆，一个星期后的25日，港督府扯起了白旗，香港沦陷。

　　这一天，本应是香港人习惯合家庆祝的圣诞节。

　　香港刚刚沦陷，日本的“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大东亚共荣圈”就在报纸上登出了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一个文化特务还在香港的各大电影院打出幻灯“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岛酒店会晤”。

　　为什么日军要搜寻这些文化人？深圳“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的馆员黎金良说，“日本侵略中国是这样一个思路：不仅要完成军事上的占领，而且要在精神上让中国屈服。”

　　据他介绍，1941年在港文化人中的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年代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来到香港的。他们中的部分人因揭露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而受到政治迫害，这才举家搬迁到当时处在英国治下的香港。

　　随着大批文化精英的到来，香港出现了一股蔚为大观的文化风潮：范长江办了《华商报》，邹韬奋、茅盾、夏衍编辑了《大众生活》，乔冠华、郑一声主持了“香港中国通讯社”……他们继续着抗日讨顽的舆论战。“皖南事变”后，柳亚子、何香凝等国民党元老联名发出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执委的公开信，邹韬奋、茅盾、范长江等九人发表了《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他们的这些活动引起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因此，日军名为“邀请”，实为诱捕。

　　文化人们感觉到了生命威胁。战争爆发后，邹韬奋搬了六次家，茅盾夫妇的住处先是从坚尼地道的一个职员家变更至轩尼诗道的一所舞蹈学校，后来又从刚刚安顿下来的中环德辅道的大旅馆换到干诺道的小旅馆……

　　部分文化人在东江游击区合影（前排右三为茅盾，三排右七为戈宝权）

　　不管住址怎么换，他们都很难离开香港：日本占领香港后，对外的水陆交通出口码头、火车站都被封锁了，香港实行了宵禁，天黑后挨家挨户上门检查，晚上的街道空无一人。

　　此时，近千文化人似乎只能在“孤岛”中坐以待毙。

　　廖承志香港“蒸发”

　　在“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的展示区，两沓纸静静地躺在玻璃罩中，旁边的说明为“周恩来的电报”。

　　黎金良介绍，在日寇刚刚占领香港的12月8日，这两份电报就相继发给了当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

　　当时在广东省存在着数支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活跃在香港周边的惠阳、东莞、宝安三支队伍在平时的侦察中看到日军的集结，作出了“日军有可能进攻香港”的判断，为了做好防御，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后来的东江纵队)政委的尹林平特地前往香港，通过廖承志与港英政府接触。

　　现年90岁高龄的杨奇曾经是广东游击队的一员，参与过当年营救文化人的行动，他告诉记者，游击队有意和港英政府合作，共同保卫香港。双方谈判后达成了由港英政府为游击队提供枪支弹药的协议，但是直到日军突袭香港，说好的武器还没送来。

　　游击队侦察到的情报也被陆续送到了重庆的周恩来处。在陆续发给廖承志的电报中，周恩来先是指示他，要将聚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经广州湾(湛江)或东江转入后方。然后又做出了相对清晰而完整的路线安排：除了去广州湾、东江外，马来亚(今马来西亚)亦可去一些，如去琼崖与东江游击区则更好；不能留下隐蔽，也不能南去或到游击区的人员，即转入内地先到桂林。

　　必须马上安排营救工作了，但是此时，连廖承志本人都很难离开香港了。

　　江水是当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的短枪队队长，在文化人营救行动中护送过一批文化人，他的儿子江山告诉记者，父亲曾经对他说，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是公开活动的八路军干部，早上了日军的“黑名单”，是重点抓捕的对象，因为很多人都能认出他们来，所以，这几个人的处境比文化人更加危险。

　　身在九龙的尹林平在开战后失去了廖承志的消息，他找来交通员李建行，给了他一封密信，告诉他在香港的联系人的暗号和地址，下了死命令：“三天之内，把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带到九龙来。”

　　几经曲折，李建行偷渡到了香港，在铜锣湾避风塘一艘香港党组织租用的大驳船上找到了连贯，汇报了尹林平交代的任务，第二天清晨，沿着李建行来时探明的道路，廖承志、连贯、乔冠华避开了日军巡逻艇的日常路线，经海上到达九龙红磡，来到旺角的一栋楼房。

　　在此等候的尹林平见到三人，二话不说，便把他们拉上了二楼，拿出了一副麻将牌。已经十万火急了，谁有心思打麻将？其实，他们只是用麻将牌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音，去掩饰商量营救路线的行动的话语声。尹林平报告说，游击队已经派人开辟了两条秘密路线，一条是从青山道经过荃湾、元朗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另一条是从九龙至西贡镇，经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后来实施的文化人转移，大体也可以分为陆上和海上两条线路，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又做了更加详细的区分。

　　廖承志等人决定，亲自按照营救路线走一遍，做个“前哨”。

　　现任“东江纵队纪念馆”研究策划部副主任的陈光新告诉记者，需要转移的人选择哪条路线，要参考几个因素，首先就是曝光率。当时设计了陆上线路，是因为日本占领香港后缺乏军粮，号称要疏散一百万的人口进内地，文化人可以混入这些难民中离开。但是这个方法绝对不适合廖承志等人，因为认识他们的人太多了，走海路的话，日军的岗哨能少些，而且出了什么紧急情况的话，往船底下一藏，也容易隐蔽。

　　会议还在进行中，一队日军例行检查，闯入门中。看到屋子里的几个人赌性正浓，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也就离开了。

　　第二天，在李建行的护送下，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乔装打扮出了旺角。抗日游击纵队前来接应的港九大队长黄冠芳后来回忆，当时他看到的三个人，一个是“穿着黑上衣，头戴鸭舌帽”的“胖子”，一个是“穿着中式棉袍”的“矮个子”，一个是“戴着眼镜、知识分子的模样”的“高个子”，在李建行的示意下，他知道，这几个就是需要他沿途保护的人。

　　黄冠芳走上前去，把事先准备好的香烛、贡品等敬神的东西交给他们，一行人混入香客中，出了九龙城，进了观音山。

　　从观音山到下一站牛池湾，将经过启德机场的九龙坳，这里的岗哨比较森严，江水带着四五个人，穿着大褂，戴着中式礼帽，装成商人模样，在这里和他们接头。当时商量的暗号是，黄冠芳带着一把黑雨伞，看见江水，他就把雨伞张开，江水也就知道，找到要护送的人了。

　　江山说，当时父亲所属的这一支武装力量被人称为“短枪队”，所谓“短枪”，指的就是他们配备了驳壳枪，在南方，这算是当时比较“高精尖”的武器了。几个人都把枪藏在身上，有人走在前面探路，有人尾随殿后，把要保护的三个人围在中间，准备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带着他们突围。

　　廖承志等人经由水上，顺利到达了惠阳游击区，经由坪山、茶园、淡水，经历几番“险情”后到达惠州中转，亲身经历表明，在广九和粤汉铁路南段都被日军控制的情况下，想要将文化人脱险者们送往内地，必然要经过惠州北上，经老隆中转西去韶关，经湖南转桂、黔、川，或者走东路转闽西南、西北，辗转去皖南、苏北。

　　营救路线大体形成，三人分头行动，廖承志前往重庆向周恩来汇报，连贯北上老隆布置交通点，乔冠华奔赴韶关坐镇。

　　此时最现实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联系到这些亟待拯救的文化人呢？

　　偷渡离港

　　在离港前，廖承志找到当时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机要部门任职的潘柱，嘱咐他：现在还有一大批文化人没有离开香港，有邹韬奋、茅盾、张友渔、夏衍、胡绳等等，还有何香凝老太太、柳亚子他们，你一定要设法尽快找到他们，只要找到一两个，就能找到一大批，然后将他们安全送到九龙。九龙那边我会布置人接应你。他把身上仅有的几百港元掏了出来，给潘柱作为活动经费。

　　潘柱后来回忆，当时他只有22岁，廖承志之所以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自己，是因为他“从小在香港长大，熟悉香港的道路。”

　　但是这种“经验”也无法让他“大海捞针”。接到任务后，潘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天，他突然灵光一现，“只要找到在《华商报》工作的张友渔或生活书店的徐伯昕，不就可以打听到别人的行踪了么？”

　　杨奇从事了几十年的新闻工作，对于文化人的联系方式比较熟悉，他告诉记者，“潘柱首先想到这两个人，在当时看来，是顺理成章的。在香港这么多文化人，总会形成自己的圈子，而报纸和书店正是文化人密集活动的地方。”

　　张友渔回忆，潘柱找到他，是在他的房子旁“守株待兔”等了两天。本来，潘柱是想让他提供些线索后，安排他先走，但他自愿留了下来，帮潘柱联络。

　　当时的文化人都已经数易其居，虽然张友渔和他们素有交往，也很难联系上。他后来还记得，找胡绳时，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地址，敲了半天门，出来开门的却是个不相识的女人，说了声“没这个人”就把门“啪”地关上了，他悻然走到了楼底，刚要离开，忽然，背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正是胡绳。

　　当时文化人的小心谨慎，可见一斑。

　　胡绳带着他，在胡同里碰到了戈宝权，戈宝权提供了地址，他们找到了茅盾和叶以群，又在跑马地找到了于毅夫，在铜锣灯笼街找到了邹韬奋……文化人像珍珠一样层层串联，网络逐渐扩大，他们被分批安置到了多个临时联络点中。

　　其实，从周恩来到廖承志，都没有给出一个足够详细的文化人营救名单，最终获救的800多人，是在潘柱等人的寻找中，基于平时社会关系动态形成的，其中有从事文字工作的如茅盾、邹韬奋，有活跃在影视界的如蔡楚生、司徒慧敏，也有何香凝、柳亚子这样的抗日民主人士。

　　潘柱负责的文化人大部分都是要从陆上路线离开的，这段行程的第一步，就是从香港偷渡到九龙。

　　茅盾是第一批走出香港的文化人，他曾经写了一本名为《脱险杂记》的回忆录，详细记述了他们夫妇二人从香港偷渡到九龙的亲身经历：“(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上午，和我们住在一起的Y君(叶以群)从街上回来，悄悄地告诉我们，明天可以过九龙去了。行李不能多带……当然也得改换服装，于是都买了一套黑布的短衫(香港人称之为唐装的)……”

　　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改头换面”，是为了能够混入被疏散的难民队伍中。

　　1942年1月9日清晨，包括茅盾夫妇、邹韬奋在内的9名文化人由交通员们沿途保护，从临时的联络点启程了，交通员带着他们绕开大街，专走小巷。黄昏时刻，到达铜锣湾的糖街。

　　埠头上的船已经停得密密匝匝。茅盾等人“通过一条大船，到了另一条大船上”，经过漫长的等待，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刹那”，船上的文化人才接到通知，“从大船走上了一条小艇，待到舱内满员了，艇就悄悄移动了。”

　　此时，正是夜间三点钟——护送人潘柱亲身试验过，日军每天都在这个时间进行陆上换岗，海防也开始松懈。

　　天公作美，这天正有大雾。浓雾笼罩在海面上，茅盾“从(小艇)竹篷的缝里向外窥望，远处有一座黑蒙蒙的东西，一闪一闪发着亮光。这大概是一条日本军舰，那闪光是舰上打信号。”

　　但是这艘平日里会让他们心惊胆战的日本军舰在此时已经构不成威胁了，次日清晨，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小艇上的文化人“渐渐看得见陆地了，然而不见高大建筑”——这片陆地，就是九龙地界。

　　走陆路的文化人从九龙出发，经过元朗、大帽山，进入了白石龙地区，这里是当时游击区司令部所在地。

　　白石龙里茅寮客

　　经过几十里路的行走，通过元朗星星点点的日军岗哨，翻越土匪盘踞的大帽山，一行人登上了一条名为“梅林坳”的山坳，在廖沫沙的记忆里，他们这批文化人到达这里时，已经是当天的黄昏时分。在山坡下，可以看到有一个荒村，这里人烟不算太少，房屋被破坏的痕迹随处可见。

　　今天的 “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南面，一片土地被围了起来，地面上，依稀可以看到几许残砖破瓦，在这块空地旁，是一间面积不足30平方米的小白房。

　　黎金良介绍，这片空地上原本的建筑是白石龙村一座被废弃的天主教堂，旁边的小白房原来是教堂的修女房，数批文化人到了白石龙后的第一夜都是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

　　但是就在文化人从这里撤离后不久，国民党部队来此侵扰，一把火过后，教堂主建筑荡然无存，修女房也塌了半边，现在所看到的小白房已经是纪念馆建馆后修复的成果。

　　虽然白石龙当时属于游击区，但10公里外就是日军警戒线。当时全村人口不足200人，几批文化人先后到达，如果住在村子里，很有可能暴露。

　　所以，第二夜，他们就走进了深山之中。

　　杨奇当时也在白石龙，他护送过一部分文化人进“深坑”。“深坑”是白石龙附近阳台山和宝安龙华圩之间的一个山窝，易守难攻，比较容易隐蔽。他告诉记者，组织上说，这是一个“死任务”，让他一定保护好这些文化人。转移是秘密的，直到晚上7点，天开始黑了，他们才出发，当时他带的那队文化人大约有20人，包括茅盾、邹韬奋、戈宝权等人。这些文化人都来自城里，基本没在晚上走过山路，游击队员给每个人提前发了一根竹棍，让他们借力。邹韬奋因为眼睛不好，走得跌跌撞撞，格外费劲。

　　今天的纪念馆里，文化人当年的“住宅”被还原了：把松树作为围墙的柱子，屋顶搭草棚，里面架上横杆，铺上竹子，形成了一张长两米的“竹床”。这样的简易建筑，被当地人称为“茅寮”。

　　无炊无具，做饭是个问题。

　　黎金良告诉记者，当时不允许自己生火做饭的，因为一旦有烟火痕迹，附近的敌人便很容易发觉，就无法达到隐蔽的目的。纪念馆中，至今保留着两个锈迹斑斑的铁桶和一根竹制的扁担。——当年，白石龙的村民就是利用这样简陋的器具，在家做好饭菜后、送到山里。

　　在杨奇的记忆中，当时游击队的条件非常艰苦，因为东江地区有日军“扫荡”，又有国民党军队出没，地方乱，商人少，税收也少。战士们每天伙食供应标准仅有生油五钱、菜金一角，但是给文化人的待遇翻了一番——生油一两、菜金两角。

　　只要条件允许，游击队都坚持为文化人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戈宝权曾经回忆“尽管游击队的条件很困难，我们每天还可以吃到粗糙的白米饭，干炸小鱼或者虾酱之类的东西。部队也很关心我们，还常把煮好的‘番薯泡糖水’(红糖煮的番薯汤)，用水桶挑来送给我们吃。有时还烧好热水，要我们到部队旁的树林和河边去洗澡。”

　　而文化人们也习惯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艰苦的生活，茅寮中的竹子床凹凸不平，很难入睡，茅盾却说“这是卧薪尝胆，对付日本侵略者，应该有这种革命精神。”

　　在深坑茅寮中的日子持续了十来天，文化人就被分批护送，前往东江的政治、经济中心惠州，但是此时的惠州，并不是一座对他们足够友好的城市。

　　惠州来了“罗老板”

　　1942年1月的一天，惠州(当时的惠阳县)出现了生面孔：两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他们大摇大摆地进出着城里最高级的旅店、酒家，摆足了谱。

　　传说这两个人一个是“香港昌业公司”的总经理“罗老板”，另一个是另外一个香港大商行的“少东家”，因为香港被日本人占了，才把生意搬到惠州的。

　　其实，他们的真实身份都是地下党员，“罗老板”是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少东家”是惠阳县梁华区区委书记陈永，他们来到惠州，是为了建一个秘密联络站来接应即将到来的文化人。

　　惠州市惠城区党史研究室主任肖毅告诉记者，广东省有一条名为“东江”的河流，这条河流经粤东包括深圳、东莞的多个地区，惠州是当时“东江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选择这里作为交通线的一环，出于几点考虑，一是这里靠海，水陆交通比较方便，坐船可以到达韶关、桂林；二是惠州的政治优势，当时这里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粤东地区武装力量，可以配合营救行动。

　　但是当时的惠州，并不是一个平静的城市，据史料记载，日军先后四次从大亚湾登陆，到惠州烧杀抢掠，1942年初，本来驻扎在惠州北面的国民党一八七师把军队开了进来。

　　对很多要从这里潜回大后方的文化人来说，这可不是好消息，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原本就是为躲避国民党顽固派迫害而避居香港的。

　　卢伟如和陈永在惠州转了几圈，最后包下了当时城里最豪华的旅店——东湖旅店的二楼。

　　就在他们的楼上，住着一八七师的师长张光琼。

　　卢伟如后来回忆，他们把联络站设在东湖旅店，是经过一番观察和了解的结果，张光琼性喜渔色，把这里搞成了一个“安乐窝”，但又怕被人知道，于是天天布置人在门口站岗，这样一来，城里的特务、暗探反而从来不敢进来搜查。

　　“对于党的地下工作来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肖毅说。

　　卢伟如他们选择这里做了联络站后，在城里租了一间关了门的商店和几间民房，对外称用来安置“从香港逃难来的亲友和伙计。”卢伟如的儿子卢晓衡后来回忆，当时母亲叶景舟还在区委工作，和父亲定了亲，但还没办婚事。就在卢伟如的布置任务完成不久，母亲被组织派来和父亲“火线完婚”，来充当“罗老板”刚刚从香港接来的妻子，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

　　“家眷”到了，“罗老板”的买卖也开张了，卢伟如通过游击队从香港运来了几十担的煤油、棉纱、汽车轮胎，囤放在城里的“东和行”，这家商行的几位老板都是和共产党有联系的农工党党员，卢伟如利用这家商行，为自己的身份打掩护，并通过买卖筹款。

　　在卢伟如的有意结交下，楼上的张光琼也很快成了这位“大老板”的酒肉朋友，两个梅县的老乡“一见如故”，后来，“罗老板”的另一家商行“源吉行”被日本飞机轰炸失火，张光琼还主动派兵过来灭火。

　　因为“罗老板”做的都是热门货的生意，城里的军政官员们也涌到东和行买货，卢伟如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探听国民党军队布防的情况。此时的惠州城内外，国民党的军队和中统的特务组织设立了众多的水口和检查站，为了让文化人能顺利通过，卢伟如花了一大笔钱来宴请国民党的高官们，推杯送盏间，他提出自己有些香港来的亲友、同事，想要去后方避难，请他们“高抬贵手”，虽然在座的高官们都同意“行个方便”，但是卢伟如还不放心，又到沿途检查站的军团部里上下打点，不仅团长和副团长得到了留声机这样的厚礼，甚至连这个团的营、连长和关卡上的哨兵，都收到了斜纹布这种战时的稀缺物品。

　　1942年的除夕前夜，“罗老板”终于等到了他的第一批“客人”。

　　东和行的外乡人

　　第一批到来的文化人由张友渔带队，总计有20多人，其中包括茅盾夫妇、廖沫沙、叶以群等人，当天他们行进了近五十公里，到惠州已经是深夜。

　　文化人到惠州后，都被卢伟如领进了东湖旅店。肖毅告诉记者，接到这些人以后，卢伟如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隐蔽他们。东湖旅店并不算太大，况且张光琼带人住在这里，来的人太多的话，暴露的危险性会大大增强，而且保不准就有国民党官兵看到过茅盾等人在报纸上的照片，那时麻烦就大了。

　　第二天，文化人就被“分流”了。

　　其实，在他们到达之前，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已经到过惠州城，廖承志看了卢伟如的准备情况，提前做了几点安排：文化人到达惠州后可以和卢伟如他们一起住在东湖旅店，但是茅盾这样的知名人士要在“东和行”隐蔽起来，以免被人发现。卢伟如的“昌业公司”只是一个空壳，一旦有人去香港查证，便会迅速暴露。所以，廖承志指示曾经在香港开设过“东利运输公司”的廖安祥留在这里开办一个新商行“源吉行”，对外宣称，“罗老板”是这家商行的大东家。

　　卢伟如向文化人公布了几条注意事项，让他们把身上可能会暴露身份的笔记本和钢笔统一上交，集中保管。考虑到这些文化人大多来自北方，不懂当地话，他们被要求不准随便上街，也不要在生人面前开口说话。

　　第一批住在“东和行”的文化人因为天天不能出门，都憋坏了，有次想要在门口透口气，刚叽叽咕咕说了几句话后就遇到两个在街面上晃荡的警探，一听他们不是广东本地人，非要进到“东和行”里搜查。

　　卢伟如想起这件事都后怕——当时他正好也在，看到情势不妙，连忙跑去打圆场，说这几个人都是自己公司的商人和伙计，因为香港被日本鬼子占领了，准备回家逃难。但是费了半天口舌，两个警探还是不肯作罢，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人摇摇晃晃的走了过来，嚷嚷着“这么多人围着干什么，搞什么鬼！”

　　看到这个人，卢伟如心里暗道：救星来了！原来这个人是当地国民党驻军一个营长的弟弟，常常和卢、陈等人在“东和行”打牌，和他们都混得很熟。卢伟如赶快把他拉到一边，塞了一把票子，让他帮忙说情。收了好处，这个人威胁两个警探：“这个是张师长的朋友！”见张光琼被抬了出来，警探们只好放弃了搜查，灰溜溜地走了。

　　这件事给了卢伟如等人一个警示，之前，他们太过于专注和国民党的上层拉关系，忽视了中下层。正好，在廖安祥的经营下，“源吉行”的生意也是日益兴旺，有了经济基础，卢伟如宴请高官们的规格也上去了，他经常带着他们包下西湖艇吃饭，还替他们从香港带回紧俏的商品，对于基层官兵，也开始频繁送礼。

　　国民党驻军的胃口被喂大了，他们提出让“罗老板”为每位连以上的干部做一套高档西装。

　　卢伟如不动声色地答应了，继续觥筹交错。

　　“罗老板”又提出：这些商人和伙计都要返回内地了，需要难民证，酒桌上的国军高官们痛快地答应下来。

　　正月初三下午，茅盾这批文化人登上了开往老隆的大船。后来，多则几十人，少则几个人，“罗老板”又从惠州送走了几百个“熟人”。

　　陆上的接力似乎“接棒”顺利，但从海上营救文化人的那条线却出了个大麻烦——他们把何香凝、柳亚子弄丢了！

　　水尽粮空渡海丰

　　何香凝原本住在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们全家搬迁到了香港，日本刚刚占领香港，她便遭遇了一次险情。

　　据她的女儿廖梦醒回忆，当时母亲住在蔡廷锴的房子里，一次日本人前来搜查，凶恶地盘问她是做什么的，母亲面不改色，用日语告诉他们“原来住在这里的家人走了，我是给他们看房子的。”日本人又问她为什么会说日语，母亲随口骗他们自己原来在日本开过茶叶店，日本兵没能搜出什么，于是就离开了。

　　但此时的香港已经明显不是久留之地了。让柳亚子和何香凝从水路走，主要考虑到他们的年纪，走陆路翻山越岭，不适合两位老人家，坐船比较轻松，可以让他们不至于过于奔波。

　　潘柱和何香凝一家取得了联系，找到一条机帆船，让一位姓谢的地方党员护送他们和柳亚子父女去海丰，再回大后方。廖梦醒回忆，当时的情况太紧急了，母亲不仅来不及带最得意的画稿，甚至父亲廖仲恺生前最喜爱的绢绘狮子画轴都被留在了香港。

　　何柳两家上了船，按照机帆船正常的行进速度，两天后他们就能到达中转站长洲岛。

　　但是几天后，杳无音讯。

　　潘柱心急如焚，他决定亲自去长洲岛探明情况，但是此时的长洲岛，已经处在了日军的封锁下。他后来在《虎口救精英》一文中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他把一封信交给中共南方局的刘少文，告诉他，自己如果三天后回不来，就可能牺牲了，到时请他把装有营救名单的信交给黄施民。

　　这封信没有派上用场，潘柱安全到达长洲岛，被告知何柳两家已经去往海丰了。

　　这几天，发生了什么？

　　完成护送廖承志三人的任务后，江水也被安排在海上交通线上协助护送文化人。当时日本人强迫所有离港的船舶拆除机器，何香凝等人所乘坐的机帆船也没能幸免。没了机器动力，他们的船借助风力行驶了几天后，海上的风逐渐变小，而船上的食物和淡水也见了底，不知道船老大用了什么方法，通知了江水的队伍，江水派来了一艘小艇，为他们解了燃眉之急。

　　这艘小艇带来了烧鸡、煮熟的鸡蛋、奶粉，装满了淡水。驾船的是位女游击队员，名叫阿娇，她把何香凝等人接到艇上，亲自护送他们前往海丰。

　　这次的“走险”经历给何香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她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

　　沿着游击队开辟的海上路线，几百位抗日民主人士、文化人逃离了香港。

　　而从惠州走出的“大部队”，到达老隆后，便被早早候在那里的连贯用“义孚行”的名义，借助火车、汽车送去了韶关，人身安全从此无虞。但是还有一个人，却滞留在了老隆，他就是邹韬奋。

　　“格杀令”下的“李尚清”

　　4月下旬，连贯在老隆的助手郑展从地下交通员那里带回了两个人，其中一位“脸庞消瘦，戴着眼镜”，难民证上的名字为“李尚清”，登记的职业为“香港某商行的股东”，后来，他从连贯那里得知，这个人就是知名报人邹韬奋。

　　第二天，连贯派郑展去联系到韶关的汽车，但是，要送走的却只有来时和邹韬奋同行的胡绳一个人。

　　“当时，邹韬奋已经被通缉，甚至被下了格杀令，如果立刻按照其他文化人的路线离开，非常危险。”黎金良介绍。

　　情报显示，此时的国民党顽固派知道邹韬奋逃出了香港，他们密令各地的特务机关严密侦查邹韬奋的行踪，并在沿途各个关卡散发了他的照片，不仅如此，韶关的特务头子夏某还下令，一经发现可就地解决。

　　参与营救邹韬奋行动的陈启昌后来回忆，他们最后商定的对策为“停止行动，就地隐藏”。当时老隆附近的梅县江头村是陈启昌的老家，这个村子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曾经是一个苏维埃村，拥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他作为回国华侨陈卓民的儿子，成为地下党后回到家乡，用“商行经理”的伪装身份在当地的大小衙门建立了各种社会关系，邹韬奋跟着他，作为“患脑病”前来“休养”的“香港商人李尚清”住在了江头村。

　　但是国民党当局到处搜不到邹韬奋，推断他“还住在东江乡间”，专程派来了认识他的特务头子刘百闵来广东，刘百闵甚至还去了梅县。

　　江头村已经不安全了，周恩来特别发出了指示——立即设法把邹韬奋安全送到上海，然后转往苏北抗日根据地，并派来了原来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的干部冯舒之参加护送行动。

　　据郑展回忆，9月25日，他和冯舒之护送着邹韬奋离开了江头村，先乘小船沿梅江到了兴宁，再从那里改乘“侨兴行”(连贯开设的另外一家商行)运输货物的汽车前往韶关，每逢关卡检查，就由冯舒之拿着通行证出来应付，声称“老板有病，不便下车”，因为“侨兴行”过去常给各关卡的军警小恩小惠，所以，检查还算“通融”。

　　一行人到达韶关后，为了躲避“尾巴”，在江边找了一条专供住宿的船凑合了一晚，第二天就登上了前往渌口的火车。火车上的宪兵要进行例行检查，郑展事先安排邹韬奋装作病重的样子在铺上躺下，在额头上敷上湿毛巾，旁边摆着药瓶子，假称发了高烧，在宪兵走到他们这一节车厢的时候假意埋怨冯舒之：你怎么搞的，你们老板病得那么厉害，还让他出门……

　　因为之前无意中听到了宪兵的梅县口音，他也就故意说起了方言来拉关系，所谓“同乡三分亲”，看到冯舒之手中“李尚清老板”的假证件，宪兵没有再多加检查。

　　从渌口乘船前往长沙，几经辗转，邹韬奋终于安全达到了苏北解放区，这一天，是1942年11月22日，他是这场营救行动中的最后一名获救者。

　　这场“文化名人大营救”，历时11个月，数个省市的地下组织和广东抗日游击队伍参与其中，共抢救800多名文化人。他们无一人被敌人截获，无一人死伤。

　　被营救者的名单上包括：著名文学家茅盾、剧作家夏衍和袁水拍、文艺理论家胡风、报人范长江和邹韬奋、国学大师梁漱溟、漫画家丁聪、科学家高士其、电影导演蔡楚生和司徒慧敏、演员金山和王莹……可谓灿若繁星。

　　“如果这场营救行动不成功，整个中国的文学史和艺术史都将被改写。”杨奇说。

　　除此之外，国民党驻香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贤德和参议刘璟、南京市长马俊超的夫人和妹妹等国民党军政机关高官及其家属，也都是在中共地下党员、游击队员的协助下，逃离了香港。

　　这场大营救行动，无愧于茅盾后来的褒扬——“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