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秘密组织的目标仍然是像之前的三青团一样，以打击国民党内的腐败为主要目标，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打击老同志，用新人取代老人。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建丰同志甚至不惜重用有重大共产党嫌疑的方孟敖。老同志们当然不甘心，因此千方百计破坏建丰同志的计划。比如故意暴露梁经纶同志的身份，破坏币制改革。建丰同志不让抓学生，他们偏偏抓，激化矛盾。但对这些有着官方公开身份的人来说，他们不仅需要执行建丰同志的命令，更要考虑自己的上级的命令。比如王蒲忱同志，每到关键时刻，需要选边站队的时候，他就身体不好了，光咳嗽，不发表意见。在发粮现场，建丰同志明令要求维持秩序，不要制造冲突，他却为了完成保密局自身抓捕共产党的任务，贸然开枪，造成现场混乱，矛盾激化。再比如忠诚勤勉的曾可达同志，虽然他对建丰同志忠心耿耿，日月可鉴，但当总统府四组的陈主任衔命而来的时候，也不免有些动摇，不知所措，不知道是该执行总统的命令，还是执行建丰同志的命令。

　　最后，建丰同志在上海打老虎，扣了孔令侃，发动总决战，逼得蒋委员长不得不也选边站，结果是委员长“不爱江山爱美人”，下令放了孔令侃，打老虎行动戛然而止，金圆券改革也草草结束。对不掌握最高裁定权的建丰同志和铁血救国会来说，这种最后决战迟早都会到来，而且在党国危亡之际，早点决断也许是必要的。但对风雨飘摇的党国江山来说，战争还在继续，退守台湾才开始布局，能把多少人多少军队多少钱拉到台湾去，这是蒋委员长必须首先考虑的，贸然对那些手握重权的党国高官们开刀，其结果恐怕不是刷新了党国的组织纪律，而是将一些本来还在首鼠两端持观望态度的人逼到投共的路上去。

　　就这一点看，老同志显然要成熟得多。徐铁英就知道，必须“避免让总统尴尬”，不过早地将矛头对准建丰同志和铁血救国会，而是打着反共的旗号打击铁血救国会的骨干力量。即使要跟建丰同志叫板，也得让手握重兵的陈继承这样的人去打电话向蒋委员长报告，而不是自己。相比之下，老同志对蒋委员长的心思揣摩得更透彻，也更善于捕捉机会，所以，他们赢了。

　　更重要的是，无论建丰同志的目标是什么，在党国老人看来，铁血救国会的目的都是打击和排斥老人，用新人取代老人，这不是为了党国利益而反腐败，而是从老人手里夺走权力。所以，历史上每一次改革，第一轮往往由新进的年轻人主导，变成权力斗争，最终年轻人失败，之后再由政治上更为成熟、行政经验更为丰富的老同志主持，才能完成改革的任务。王安石变法如此，张居正变法如此，戊戌维新如此，国民党的系统更新亦如此。建丰同志在大陆想完成的任务，最终由蒋委员长在台湾从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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